簡介
智者大師,即智�(538-597),是我國陳、隋之際的著名佛教領袖和佛學思想家,被天台宗人尊為四祖(中國佛教天台宗高推龍樹為初祖,以慧文、慧思為二祖、三祖),實際上是中國佛教天台宗的真正創始人,所以常被成為天台智者大師。
影響
天台智者大師在佛教史上貢獻巨大,影響深遠,自隋唐以來,為其樹碑立傳者,代有其人。在這些有關智者大師的傳記中,最有影響的當推智者的高足章安灌頂(公元561-632年)為乃師所撰的《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》,以及初唐沙門道宣(公元596-667年)所撰的《續高僧傳》卷十七《智�傳》。後來的各種智�傳記,無不是以此二者為藍本而有所益損。然而,關於智者大師的世壽年歲,《別傳》與《續高僧傳u2022智�傳》所載並不統一:《別傳》載智者世壽六十,《續高僧傳u2022智�傳》則謂智者世壽六十七。由於智者卒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,多傳並載,均無異議,故智者世壽年歲的多少實直接影響到對其生年的推定。這無論是對天台宗傳人而言,還是對一般的佛學研究者來講,都不能不說是一個亟須澄清的大問題。
對於這個問題,近世的著名學者如陳垣先生、湯用彤先生等,都曾給予關注,並厘定智者“世壽六十”之說為正,“世壽六十七”之說乃係誤傳。如陳垣先生謂:“《續僧傳》、《弘讚法華傳》作年六十七,《智者大師別傳》、《景德錄》、《釋門正統》作年六十,與《佛祖統紀》九《法喜傳》u2018陳光大元年智者年三十u2019之說合,今從之。”(注:陳垣《釋氏疑年錄》卷三,中華書局,1964年,61頁。)湯用彤先生在所作“智者年表”中亦謂:“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智�姓陳氏,字德安,生於荊州之華容”,“卒時……年六十,僧臘四十”,“《續僧傳》謂卒時六十七歲,當誤”(注:湯用彤《隋唐佛教史稿》,中華書局,1982年,129-131頁。)。
陳垣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這種說法,已為現今的佛教學術界所普遍認同。因此,關於智者的世壽和生年問題,本不必再辨。然《續高僧傳u2022智�傳》影響巨大,“智者世壽六十七”之說為《弘讚法華傳》、《天台九祖傳》、《佛祖曆代通載》等唐宋以來的多種佛教史傳所襲用,至今仍時或見。1997年秋,筆者赴天台國清寺參加紀念智者大師圓寂一千四百周年學術研討會,回程途經智者圓寂處之新昌大佛寺,見寺中有近人所立智者大師碑,仍依《續高僧傳u2022智�傳》,謂智者世壽六十七。可見謬種誤傳,影響及於今日。再者,陳垣、湯用彤諸先生雖訂正《續高僧傳u2022智�傳》之誤,然其所舉史料亦有未盡處。茲將有關智者世壽與生年之重要史料,依曆史年代之先後順序條列如下,並略加考辨:
(一)智�《遺書與晉王》中謂:“貧道在世六十年(注:灌頂《國清百錄》卷三,《大正藏》卷四六,810頁中。)。”此《遺書》乃智者去世前三日,即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親口所述。智者卒後,其弟子智越遣僧使灌頂、普明奉《遺書》與隋晉王楊廣,楊廣於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日作《答遺旨文》。智者《遺書》與晉王《答文》,具載於灌頂所編之《國清百錄》卷三。這是關於智者世壽年歲的最早、最直接、最權威的記載,惜乎學者多未加注意。
(二)隋u2022柳顧言《天台國清寺智者禪師碑文》謂:智者“仍索僧伽梨大衣,手自披著,回身西向,端坐遷神,春秋六十(注:灌頂《國清百錄》卷四,《大正藏》卷四六,818頁中。)。”此《碑文》乃隋秘書監、開府儀同三司柳辯(字顧言)於大業元年(公元605年)奉煬帝之敕而作,其可靠性與權威性自不待辯矣。
(三)隋u2022灌頂《天台智者大師別傳》謂:智者“以大隋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入滅,春秋六十,僧夏四十(注:《大正藏》卷五十,196頁中。)。”
(四)唐u2022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卷十七《智�傳》謂:智者“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,春秋六十有七,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(按:宋、元、明本“二十二”均作“二十四”)日也(注:《大正藏》卷五十,567頁中。)。”若依此推算,智者當生於梁武帝中大通三年(公元531年)。
(五)唐u2022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卷三十《真觀傳》有言:“天台智者,名行絕倫,先世因緣,敦猷莫逆,年臘既齊,為法兄弟。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五十,702頁中。)所謂“年臘既齊”者,謂智者與真觀二人年齡、僧臘皆同。同《傳》又謂,大業七年(公元611年)真觀卒時,年七十四。依此推算,真觀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(公元538年),此亦當為智者之生年,反合智者世壽六十之說。以此反證《續高僧傳》卷十七《智�傳》所謂智者世壽六十七之說,其矛盾昭然可見。
(六)唐u2022惠詳《弘讚法華傳》卷四《智�傳》謂:智者“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,春秋六十有七,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(按:宋、元、明及續藏經本“二十二”均作“二十四”)日也(注:《大正藏》卷五一,23頁上。)。”此說顯然源自《續高僧傳u2022智�傳》,即其文句亦全同於彼矣。
(七)唐u2022湛然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卷第一之一述智者行跡,謂:“初梁太平二年,魏主令宇文泰破梁元帝二十萬眾,大師時年十八,至襄州果願寺依乎舅氏而出家焉。至陳太平三年,時年二十,進受具足,依慧曠律師通於律藏。至陳乾明元年,始入光州依思禪師稟受禪法,時年二十三歲。至陳光太元年,辭師入鄴(按:宮本“鄴”作“業”),時年三十。至陳太建七年,初入天台,時年三十八。……至陳貞明三年,即隋開皇十一年,旋荊置寺,以答地恩。……至十四年,時年五十七,於彼玉泉而說止觀。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六,142頁下。)湛然此段敘述,年代多有謬誤,如謂“初梁太平二年,魏主令宇文泰破梁元帝二十萬眾”雲雲,實則西魏破梁元帝在梁承聖三年(公元554年);梁雖有“太平”年號(梁敬帝),然梁太平二年當公元557年,距西魏破梁元帝已有數載。又如“至陳太平三年,時年二十”,實則陳無“太平”年號,當為梁太平二年。再如“至陳乾明元年,始入光州依思禪師稟受禪法,時年二十三歲”,其中“陳乾明元年”之說亦誤,陳無“乾明”年號,實當為陳天嘉元年,即北齊乾明元年也。又,“至陳貞明三年,即隋開皇十一年,旋荊置寺,以答地恩”雲雲,亦有誤:陳貞明三年當隋開皇九年而非十一年,是年隋滅陳,智者雖欲西遊荊湘,然至匡廬而止,開皇十一年始入荊湘以答地恩。湛然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中的上述錯誤,後為南宋誌磐之《佛祖統紀》所修正。湛然所述雖有如是之謬誤,然其所言“陳光太(按:“太”當為“大”)元年,辭師入鄴,時年三十”、“陳太建七年,初入天台,時年三十八”及(隋開皇)十四年,時年五十七,於彼玉泉而說止觀”等,均與智者世壽六十之說合。
(八)北宋u2022道原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二七《智�傳》謂:智者“命筆作《觀心偈》,唱諸法門綱要訖,趺坐而逝,壽六十,臘四十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五一,432頁下。)。此即陳垣先生《釋氏疑年錄》所引征者。
(九)南宋u2022淨梵《智者大禪師年譜事跡》:“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,禪師一歲。……六十歲,赴召至新昌石像前,端坐入滅,當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也。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六,823頁上、下。)該《年譜事跡》附於南宋淳熙十二年(公元1185年)乙巳蘇州北禪無量壽院傳天台祖教沙門淨梵校刻之《國清百靈》後,未注明作者,然其末句謂“自(智者)入滅至宋淳熙十二年乙巳,得五百九十二歲矣”,其後有淨梵及白蓮住山戒應於同年所題之《題〈百錄〉後序》,據此推測《年譜》的作者或當為淨梵。近人引用此《年譜事跡》,亦有以作者為戒應者。為行文方便計,該《年譜》作者姑作淨梵。此為現存最早直接明確記載智者生年之史料。
(十)南宋u2022士衡《天台九祖傳u2022四祖天台教主智者大師傳》謂:智者“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,春秋六十有七,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五一,100頁下。)。此說亦據《續高僧傳u2022智�傳》。
(十一)南宋u2022士衡《天台九祖傳u2022四祖天台教主智者大師傳》雖謂智者卒時“春秋六十有七”,然甚可注意者,該《傳》宋嘉定四年辛未(公元1211年)刻本夾注有雲:“本朝翰林學士扈蒙《序》雲:大師梁大同四年戊午秋七月生。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五一,100頁上。)扈蒙字日用,北宋初遷翰林學士,太祖雍熙三年(公元986年)以工部尚書卒,年七十二。《宋史》卷二六九《扈蒙傳》謂:蒙好釋典,多著述,有《鼇山集》二十卷。依《天台九祖傳》夾注所引扈蒙《序》之言,智者生於梁大同四年戊午,則卒時當年六十,與《別傳》合,而與《天台九祖傳》正文相背。扈蒙此說,本是比南宋淨梵《智者大禪師年譜事跡》更早明確記載智者生年之史料,惜乎扈蒙文集散佚,僅存殘篇,不知此所謂“扈蒙《序》”究何所指矣。
(十二)南宋u2022宗鑒《釋門正統》卷一《天台教主智者靈慧大師世家》謂:智者“世壽六十,僧臘四十”(注:《續藏經》第130冊,738頁上。)。此說與《別傳》同。
(十三)南宋u2022誌磐《佛祖統紀》卷六《四祖天台智者紀》述智者行跡,除於本文中明言智者“春秋六十,僧夏四十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九,185頁上。)外,於夾注中亦多附年歲,如:“誕靈之夕,神光發屋”,夾注雲:“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九,181頁上。);“年十七,值元帝江陵失守”,夾注雲:“據曆推之,應年十七,《別傳》作u2018十五u2019者,誤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九,181頁上。);“年十八,辭兄求去”,夾注雲:“梁敬帝紹泰元年也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九,181頁上。);“二十進受具戒”,夾注雲:“梁太平二年也,是年九月,禪位於陳武帝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九,181頁中。);“陳文帝天嘉元年,時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,即往頂拜”,夾注雲:“《輔行》作u2018乾明u2019者,誤,時年二十三歲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九,181頁中。);“以陳光大元年,同法喜等二十七人初於金陵”,夾注雲:“此陳廢帝時,師年三十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九,181頁下。);“止瓦官前後八載,……秋九月,遂入天台”,夾注雲:“《輔行》謂此年三十八歲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九,182頁上。)。又,《佛祖統紀》卷九《法喜傳》亦謂“陳光大元年,與同學二十七人從智者至金陵遊化”,夾注雲“時智者年三十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九,197頁上。),此即陳垣先生《釋氏疑年錄》所引征者。以上所列之正文及夾注,皆與“智者世壽六十”之說合。《佛祖統紀》述智者行跡,多據灌頂《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》、《國清百錄》及湛然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,故於智者世壽年歲,依《別傳》而不依《續高僧傳u2022智�傳》。同時,《佛祖統紀》還對《別傳》及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中的個別年代錯誤作了訂正。
(十四)元u2022念常《佛祖曆代通載》卷十《天台智者禪師傳》謂:智者“卒於天台大石像前,春秋六十七矣”(注:《大正藏》卷四九,560頁中。)。此說亦據《續高僧傳u2022智�傳》。
由上引隋唐至元代的相關史料可以看出,不但與智者同時代的隋秘書監柳顧言奉敕所撰的《天台國清寺智者禪師碑文》、智者高足灌頂所撰的《天台智者大師別傳》、天台九祖荊溪湛然之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、宋初翰林學士扈蒙之《序》、北宋禪宗傳人道原之《景德傳燈錄》、南宋天台傳入淨梵之《智者大禪師年譜事跡》、南宋天台傳人宗鑒之《釋門正統》、南宋天台宗人誌磐之《佛祖統紀》等所言,均可證成智者世壽六十之說,而且智者本人在臨終的《遺書》中亦自謂“貧道在世六十年”。而智者世壽六十七之說的始作俑者,則為初唐沙門道宣之《續高僧傳u2022智�傳》,稍後惠詳之《弘讚法華傳》、南宋士衡之《天台九祖傳》、元代念常之《佛祖曆代通載》等因之。道宣雖廣聞博識,然其為前代眾高僧立傳之時,於傳主之生平年曆事跡等未必皆知之詳確,難免錯謬,此例非一。如前引其所撰之《智�傳》與《真觀傳》,關於智者世壽與生年的說法便不能統一。若依《真觀傳》,則恰可證成智者世壽六十之說,反與灌頂之《別傳》相合,而與其自撰之《智�傳》相違。惜乎後人不辨,盲目因從,致使謬種誤傳,逾千年而不息。今所以不憚煩瑣,詳舉史料者,冀使學者知正說之根苗,辨誤傳之源流,不複以訛傳訛也。
綜上所論,可以確知:智者卒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,世壽六十,僧臘四十,其生年當在梁武帝大同四年(依宋初扈蒙之說,在秋七月)。若以西曆計,梁武帝大同四年當公元538年,隋文帝開皇十七年當公元597年,故一般史家皆以公元538-597年為智者生卒年。晚近楊曾文先生據陳垣《二十史朔閏表》,推定智者卒日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實為公元598年1月7日,故應以公元598年為智者卒年(注:楊曾文《關於中日天台宗的幾個問題》,《東南文化》1994年第2期,78頁。)。然楊先生據此推斷智者生年為公元539年,則有所未妥。當以智者卒年隋開皇十七年上推六十年至梁武帝大同四年(公元538年)為其出生之年,而不應以公元598年上推至公元539年(梁武帝大同五年)。總之,智者生卒年當為梁武帝大同四年(秋七月)至隋文帝開皇十七年(十一月二十四日),若以西曆計,則為公元538-598年。
名號由來
智者大師名號由來一說
為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師。他開創了中國佛教最早宗派之一的天台宗,創立一代教觀,智慧出眾,穎悟過人,確實是一位不世出的大思想家、大哲學家、大智者。
關於智者名號由來,早就有明確的解釋。隋開皇十一年(591),晉王、揚州總管楊廣請智�為菩薩戒師,智�賜名“總持”,楊廣上尊號“智者”。對此《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》有所記載:“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,於總管金城殿設千僧會,敬屈授菩薩戒。戒名為孝,亦名製止,方便智度,歸宗奉極。以此勝福,奉資至尊、皇後,作大莊嚴。同如來慈,普諸佛愛,等視四生,猶如一子。”師雲:“大王紆遵聖禁,名曰u2018總持u2019。”王曰:“大師傳佛法燈,稱為u2018智者u2019。”楊廣請智者東下揚州,為其授菩薩戒,智者本不情願,再三推托,楊廣執意不肯,雙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,終於達成妥協,智者答應為楊廣授戒,楊廣也不得不被迫接受了相當苛刻的四項條件。在雙方相互致敬的麵紗下,上演了二人最初的一場交鋒。
《別傳》的記載還給人一種假象,似乎“智者”的名號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授戒時楊廣給予智�的,有的學者也是這麽認為。其實不然,當時授戒時並無此事,而是此後不久所發生。據《天台國清寺智者碑》:既而龍�屙枘眩�仍代孝王,爰屆邦域,潔誠延請。順流背風,數日遄到,亦既覯止,便定師資。等善意之仰妙光,若高宗之得傅說。再三固辭,無可與讓。以開皇十一年歲次辛亥月旅黃鍾二十三日辛醜,於楊州大聽寺設無礙大齋,夤受菩薩戒法。……法事雲畢,七珍備舍。出居於城外禪眾之精林,四事供養。睿情猶疑未滿,以為師氏禮極,必有嘉名,如伊尹之曰“阿衡”,呂望之稱“尚父”。檢《地持經》“智者”師目,謹依金口,虔表玉裕。便克良辰,躬出頂禮。雖有熊之登具茨,漢文之適河上,方之蔑如也。
這表明授“智者”之號是“法事雲畢”之後的事。那麽究竟是何時呢?據《國清百錄》卷二,《王謝書第二十七》、《王參書第二十八》、《王請留書第二十九》都沒有提到“智者”之號,隻有附在《王請留書》之後的柳顧言所宣的“口敕”才明確提及:
開府柳顧言,宣口教雲:智者為當長去,更有還期?弟子意不欲相去遼遠,脫能旋回,不敢留停。鎮下近山,隨樂住止。又欲奉留,待二月十八日,同度延陵鎮,仍共至棲霞履行,於彼送別。
此口敕宣於何時不詳,要之當在開皇十二年初。對於智者的辭別,楊廣是很不樂意的,因而千方百計,盡量拖延。從一心“請留”到無奈許行,是需要一段時間的。既言“二月”十八日送行,暗示此口敕宣於一月,非在當月,故特言之。另據作於開皇十二年(592)二月八日的《蔣州僧論毀寺書第三十二》,奉誠寺慧文等高僧稱智�為“智者禪師”,這表明“智者”之號始自二月八日以前。依照情理推斷,楊廣奉智�尊號當在開皇十一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。
楊廣為什麽稱智�為“智者”呢?柳顧言奉敕而撰的《國清寺碑》給了一個官方的解釋,即是依《菩薩地持經》戒品之中的“智者”之名目,此說事實上出自楊廣本人,而且確實有所依據。據《菩薩地持經》卷五戒品之餘:
菩薩欲學菩薩律義戒、攝善法戒、攝眾生戒者,……於智者前,謙下恭敬,長跪曲身,於佛像前,作是言:“唯願大德,授我菩薩戒。”……如是受菩薩戒竟。
這裏詳細說明了授菩薩戒的儀式,而有授戒資格的當是“有智有力,善語善義,能誦能持”的“智者”,智�作為天台宗的一代大師,當然有資格號稱“智者”,擔任菩薩戒師。
既然這一解釋出自當事人,又確有經典依據,自然不必懷疑。然而這一解釋頗有掩人耳目之嫌,楊廣的受戒與其說是一個宗教活動,不如說是一個政治事件,確切來說,是一場宗教外衣掩飾下的政治交易。智�授楊廣法名為“總持”,絕不僅僅是受持大乘戒法、止一切惡、持一切善的意思,其政治含義一目了然,是楊廣奪嫡備儲、覬覦東宮的政治宣言。這一法名的由來,未必是智者的本心,極有可能是出自楊廣的授意。
楊廣之所以授智�智者之號,也是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。《國清寺碑》有所表白,楊廣既然尊智者為伊尹、呂望,當然以商湯、周武自期;以智�為大隗、河上,足表白視為黃帝、漢文。這對於煬帝來說,可以說是理所當然,而對於晉王來言,可說是大逆不道。楊廣欲奉智者為國師,是為了讓自己成為國主。因而智者之號,大有深意。
據《續高僧傳》卷六慧約(452―535)本傳:
皇帝斯雕文璞,信無為道,發菩提心,構重雲殿。以戒業精微,功德淵廣,既為萬善之本,實亦眾行所先。譬巨海百川之長,若須彌群山之最;三果四向緣此以成,十力三明因茲而立。帝乃博采經教,撰立戒品。條草畢舉,儀式具陳。製造圓壇,用明果極。以為道資人弘,理無虛授;事藉躬親,民信乃立。且帝皇師臣,大聖師友,遂古以來,斯道無墜。農軒周孔,憲章仁義,況理越天人之外,義超名器之表!以約德高人世,道被幽冥,允膺�^梨之尊,屬當“智者”之號。逡巡退讓,情在固執;殷勤勸請,辭不獲命。天監十一年始敕引見。事協心期,道存目擊。自爾去來禁省,禮供優給。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,天子發弘誓心,受菩薩戒。乃幸等覺殿,降雕玉輦。屈萬乘之尊,申在三之敬。暫屏袞服,恭受田衣。宣度淨儀,曲躬誠肅。於時日月貞華,天地融朗。大赦天下,率土同慶。自是入見,別施漆榻。上先作禮,然後就坐。皇儲以下,爰至王姬,道俗士庶,鹹希度脫。弟子著籍者凡四萬八千人。
梁武帝對戒法十分重視,親自采集經教,撰立《戒品》,製造戒壇,他尤其重視大乘戒律,欲以斷食酒肉的大乘戒取代小乘戒,這也符合他的“皇帝菩薩”的身份和治理國家的需要。因為佛法重視傳承,不可虛授,故禮請慧約為師,因為他道德高尚,“允膺�^梨之尊,屬當智者之號”,這才是“智者”之號的真正來曆,時在天監十一年(512)。天監十八年(519),又為武帝授菩薩戒。“大同一年,又敕改所居竹山裏,為智者裏”,這也是難得的殊榮。
梁代名僧輩出,其中以莊嚴僧曼、光宅法雲、開善智藏地位最高,號稱“三大士”,慧超則為大僧正,是佛教界的最高領袖,然而他們的地位在當時都不及慧約, 因為慧約是武帝之師,是唯一的國師。慧約既為武帝之師,因而自皇儲以下,道俗爭請其為師,就連年臘高於慧約者也拜在門下,正式的弟子竟然有四萬八千人,其中既有攀龍附鳳之徒,又有迫於威勢而不得不從者。據《法雲傳》:
帝抄諸方等經,撰受菩薩法,構等覺道場。請草堂寺慧約法師以為智者,躬受大戒,以自莊嚴。自茲厥後,王侯朝士,法俗傾都,或有年臘過刁:智者,皆望風奄附,啟受戒法。
慧約被尊為“智者”,為梁國師,這一事件距楊廣受戒不過數十年,智�為梁遺民,對梁王朝很有感情,這一故事二人肯定都是心照不宣。楊廣利用授戒為個人撈取政治資本,是以智�為工具,但在客觀上卻使智者大師這一稱號千古流傳,而慧約最早號稱智者之事卻被曆史淹沒,此亦是楊廣始料未及的僥幸之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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